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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斯坦福——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嘉宾精彩观点
文:本站 发布时间:2017-09-04 浏览次数:

 

 

由斯坦福大学金融与风险建模研究中心与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联合主办的2017中美经济学家合作论坛于美国当地时间8月28日至8月29日在斯坦福大学Oak Lounge学术会议厅举行。20余位来自中美两国的经济(金融)学家就相关话题进行了精彩发言与激烈讨论。

 

刘锡良:中国过度金融化的问题更加值得思考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刘锡良教授认为,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的金融化不断深入,信贷占比和金融业增加值等金融化指标甚至超过了危机前西方国家的水平,金融界、学术界出现了大量有关“中国金融过度化”的激烈讨论,特别是当前中国去杠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背景下,中国过度金融化的问题更加值得思考。刘锡良教授指出,过度金融化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或增加经济的风险。中国的过度金融化,不仅有金融总量发展过快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不匹配的问题,是金融发展脱离实体经济发展。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美国的过度金融化是机构的杠杆率过高;中国则是企业的杠杆率过高。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过度金融化表现为总量的过剩,和金融产品和交易的复杂性以及监管的相对缺失,那么我国的过度金融化则具有局部性和非平衡性的特征,一方面金融资源大量流入少数热门行业,金融投资脱离实体经济,追求不可持续的高利润,同时众多产业和部门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又难以得到金融支持。在刘锡良教授看来,治理中国的过度金融化,必须学习或借鉴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坚持金融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金融始终支持实体经济,这是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的重中之重。”

 

刘锡良教授表示,对全球经济持谨慎乐观态度。他指出,当前欧洲经济逐渐好转,美国经济复苏政策效果逐渐显现,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下滑放缓、增长稳定,只要这三大引擎不熄火,世界经济就能向前发展。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创新成为了全球主要经济体摆脱金融危机影响的重要力量,新兴产业的作用愈发明显。本次经济复苏与往常不一样的是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的结合,不同于以往单纯依靠市场自我修复的单一手段。同时,经济复苏期间伴随资产价格的上升,复苏势头很好。就中美两大经济体而言,双方融合发展是大趋势。中美两国是世界经济两大引擎,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会对全球经济带来不稳定影响,不利于美国经济复苏,也不利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所以,包括当前的“301”调查等贸易摩擦应该是短暂的,通过双方谈判协商后,又将进入新的稳定期。贸易摩擦最终还是要通过谈判来解决,摩擦导致不确定性加剧,谈判使贸易重新归于一种新的平衡。

 

 

王擎:中国金融安全总体可控,需警惕五大经济风险叠加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擎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金融安全状况分析》的演讲。王擎教授从经济安全、金融稳定、金融危机、金融主权、金融稳健等方面系统性地介绍了金融安全评估框架及由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金融安全报告》采用的指数构建方法。

根据2017中国金融安全指数结论,中国金融安全总体可控,代表风险的金融稳健性指数多保持在80以上的较高水平。中国金融机构稳定性的总体改善是中国金融安全可控的核心保障。

同时,王擎教授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以下几点隐患。一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积累,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较多,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压力大;二是金融混业模式加强,中国金融监管体质改革的滞后以及外部冲击带来的金融风险传染加剧;三是全社会总杠杆率持续上升,地方债务规模庞大,导致金融风险累积;四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频繁,对国内负面冲击较大;五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使人民币国际化趋势暂时下降。

“中国金融安全从短期来看并无大碍。但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可能加剧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甚至导致社会的失衡,导致中国经济出现长期风险,需要引起关注。”王擎教授总结道“中国经济既需警惕‘黑天鹅’,更需警惕‘灰犀牛’。注意政府债务、高杠杆、影子银行、过剩产能、外部经济等出现叠加风险和‘温水煮青蛙’的效应”。

 

 

 

 董青马: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有效性检验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董青马发表了题为《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有效性检验》的演讲。世界各国采用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数量逐年上升,但我们对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对其目标、传导机制和有效性的判断仍处于模糊状态。“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性检验问题对其运用产生了致命影响,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目标具有模糊性,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另外,验证各类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有效性较为困难。”董教授指出,“基于此,我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确定理想的早期预警指标和宏观审慎监管的中间目标;二是采用系统GMM的方法,运用全球样本分组控制研究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对其中间目标的影响。

董教授运用ROC(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方法分组控制分析了不同指标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预警作用。其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将政策制定者可能的偏好范围全都考虑到,并且不需要估计实施政策成本和预期收益实施政策的成本,在考虑了阈值θ的所有可能取值后,对指标的预警效果进行分析。

另外,董教授分别研究了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与信贷/GDP增长率(credit/GDP)、信贷/GDP缺口(credit/GDP_gap)、房地产价格增速(property)的关系;将样本分为按照开放性及收入水平的高低进行分类,研究了在不同样本分组下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有效性的差异,并重点研究了其泄露效应与套利效应;将监管工具按照其传导机制和作用机理分为借款类工具(资产类)和金融机构类工具(资本类),分别验证了每一类工具的有效性。

通过大量建模和数据应用,董教授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国内信贷/GDP缺口可作为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主要的中间目标,房地产价格缺口可作为辅助中间目标。

第二、借款类工具优于金融机构类工具,一方面时间维度中的外部性由信贷需求方产生;另一方面该类工具作用于需求方,很难进行监管套利。

第三、简单规则、直接作用的数量型工具效果比价格型工具效果更为明显,原因在于价格型工具更易规避掉监管。

第四、高收入国家会利用其发达的非银行金融体系、开放国家会利用国外金融体系进行监管套利,相比中低收入和封闭国家,其效果并不理想。

第五、相比信贷/GDP缺口指标,限制贷款增长(CG)对房地产价格增速效果较好;五是在借款类工具中,封闭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对贷款价值比限制(LTV_CAP)、开放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对债务收入比(DTI)工具较为敏感,因为前者更看重贷款的抵押品及可获得性而后者却更看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来源。